讓蒲松齡命運不濟的風水

2009-06-22 16:31  字型: 

《聊齋志異》的作者蒲松齡,被國際上譽為“世界短篇小說之王”,是中國明清時期的偉大作家。蒲松齡生于1640年明朝末期的古般陽城東七里的蒲家莊,即今山東淄川地區。1991年10月,首屆國際聊齋學討論會,在蒲松齡故鄉的山東淄博召開。

蒲松齡為什么一生坎坷,懷才不遇? 目前,研究歷史人物都是從社會制度和階級斗爭角度去分析根源,除此之外,是否也有山川地理、三元九運等,即風水題目呢?

蒲松齡故居,風水“形法”分析

蒲松齡故居的山東淄川地區有兩條河交匯,一是“孝婦河”,傳說是為紀念一位孝敬媳婦而得名;二是“般水”,九曲十八彎與“孝婦河”匯合。然而,兩水匯合后“匆匆北下”入海,形成南高北低的大地勢格式。按中國風水學“形法”,屬兇格。這種南高北低的地勢,在淄川東南的開發區顯而易見,柏油大道的路北的建筑物大多呈現出前仰后臥的態勢,有的索性就建在凹處。按中國地理區位而論,風水山環的功能是:

西要有山,以遮擋西面而來的“剛風”;

西北要有山,以遮擋西北方而來的“折風”;

北要有山,以遮擋北面而來的“大剛風”;

東北要有山,以遮擋東北方而來的“兇風”。

然而,淄川被文學家描述為“四面環山”。然而,按地理格式分析,西、東兩側有山,西北有湖,北、東北無山。沒有形成聚氣的“山環”形勢。蒲松齡故居,坐北向南偏西,即癸山丁向。因大地勢原因,形成了蒲松齡故居北低南高,東高西低,宅形格式。

中國風水學有:“氣遇風則散”。這種負氣散的風便是折風、剛風、大剛風、兇風。可惜蒲松齡故居的地于是形勢均未能擋住。中國風水學又有:“風為送氣之媒。”這種聚氣之風指的便是東方來的“嬰兒風”、東南方來的“弱風”和南方來的“大弱風”。可惜,蒲松齡故居的東方“嬰兒風”卻被東山拒之門外。恰是“有山無環不聚氣,嬰風受阻剛風勁”的風水所忌格式。中國風水學有:“前高后低,長幼昏迷;后低前高,一生奔逃”之忌。昏迷----并非病態,而指的是執著而不明智的精神狀態。奔逃----并非逃亡,而指的是奔波勞祿,背井離鄉。

由蒲家莊東大門進入蒲家莊的成S形的曲徑,按《水龍經》原理,這種曲水可以有效防止“直泄水”的散氣。可見,蒲家先民還是留意運用了風水知識矯正地勢。但不幸的是,當曲徑經過松齡故居門前時,正遇上“反弓”水,而不聚氣。可見,主人在世時家業已不景氣。蒲家世代讀書,但卻與仕途無緣,人生坎坷與蒲家地勢風水成對應關系,不能說是一種偶合。

高祖蒲世廣,雖才冠當時,終了只落個“廩生”;曾祖父蒲繼芳,也是才華出眾,終了只落個“庠生”;祖父蒲生,也不簡單,卻一生默默無聞;父親蒲般,知識賅博,但終困童子業(似“教書匠”)。祖上幾乎都是懷才不遇,終困場屋。獨一有一官半職的是其叔祖蒲生汶,固然好不輕易中了進士,選授玉田知縣,后因聽說母病,在衙內湯水不進,竟吐血而亡。

到了松齡這代,又是重蹈覆轍。十九歲,縣、府、道三選第一,考中秀才,后來又戰屢屢敗北。1659年二十多歲時,屢試不第,其原因是“與八股無緣”(留意:這種執著而不明智,即是風水所說的“昏迷”)。無奈,二十多歲時,就回鄉設館,為人“代筆歌哭”或當“刀筆師爺”,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。 1670年三十歲,便南游謀生(留意,奔波勞祿,背井離鄉,即風水所云“奔逃”開始)。歸后鄉試,又付之東流”;1687年,又滿懷壯志去應鄉試,還是依然如故;1690年五十一歲的松齡,再赴濟南應試,這次一試通過,但二試不巧生病,又是石沉大海,這時松齡對天長嘆:“此天之亡我,非戰之罪也!”

總而言之到1680年(康熙十八年),過了不惑之年,松齡才結束了漂泊不定的“奔逃”生活,最遠的一次是到揚州府當“刀筆師爺”。其間,便貫串著每年一度的屢試不第的鄉試。松自嘆“天之亡我”,實在他終于悟出了風水真諦。天即宇宙即客觀,天文、地理,古稱“堪輿”,即今之風水,是“風水不助我也!”此外,蒲宅坎(北)、艮(東北)低下,也對相對應的“中男”、“少男”產生了不利人丁的影響:其叔祖中年吐血而亡以及其晚年幾個孫子溘然“被天花奪去了性命”等等。至于因其“兩個嫂子尖酸刻薄”而受氣、分家,亦是因坎位不足,陰盛陽衰的結果。

蒲松齡故居,風水“理法”分析

蒲松齡生在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。他三歲時,明朝氣數已盡,李自成高舉義旗,吳三桂又引清兵入關,于是形成明王朝、清軍和農民義軍三股勢力逐鹿中原的悲慘局面。他五歲時,是李自成的“永昌元年”,張獻忠的“大西元年”,清朝的“順治元年”,而明崇禎帝自縊煤山。一句話,是個改朝換代的動蕩歷史時期。

風水的“三元九運”有云,生在“上元吉”,而生在“下首惡”。一查三元九運,果然這個動蕩不安的年代基本處于下元! 可嘆松齡生不逢時。

聊齋正房是癸山丁向即是坐北向南的三間北房,一明兩暗,門開南離。其隔斷并非磚墻,而是下有矮墻上有木框結構的所說的“落地罩”所分割,氣流通暢,可以一大間房論。床在東南角巽位,大八仙桌擺在正北坎位,小桌偏東也接近坎位,符合風水八宅法,即床、桌處于好氣場的吉位。似乎沒有什么風水題目,但一擺出相應九星運盤,題目出來了。

下面分析蒲松齡零歲~五十一歲聊齋正房的下元七運、八運、九運以及上元一運的運盤圖。

①八運運盤:以八入中順飛(運星不須論陽順陰逆,一概順飛)。

②山盤:坐方運盤為四綠,四綠是巽的洛書序,在二十四山方點陣圖中統管辰巽巳三山,其天元龍巽屬陽,故山星四入中后要順飛。

③向盤:向方運盤為三碧,三碧是辰的洛書序,在二十四山方點陣圖中統和甲卯乙三山,其天元龍卯的三元龍屬陰,故向星三入中后要逆飛。

先看八運運盤,八運艮(東北)方為“正神”,宜高,但低下,不吉。坤(西南)為方為“零神”,宜低見水為旺,即無水,不吉。這宅運不濟的二十年間,恰是主人五~二十四歲風華正茂的好年華,卻懷才不遇,屢試不第。

宅運不濟。床、桌也未遇上吉星高照。“1、4同宮發科舉”是九宮飛星法的定律。然而床、桌及家具均未遇上。而且,后來的九運、一運運盤也均未見“1、4同宮發科舉”的吉氣場,焉能中舉?

作為癸山丁向的房屋,1、4同宮發科舉的氣場在七運運盤上有兩處泛起:即東南巽方和正西兌方。然而,七運的尾聲,主人還是個不足五歲的嬰幼兒,真乃生不逢時!

九星中,2,5,3,7為兇星,請看床桌書房關鍵部位,毫無例外地全部遇上兇星,無論八運、九運還是一運,兇星伴隨松齡一生!固然座、向也曾遇上雙八雙九或雙一到向到座,但也由于地勢格式不濟而無濟于事。

風水雖云上元吉,但上元一運正神在坎北,宜高,但低下,宅不當運。吉星雙一到向又有何用? 況且松齡在1690年即進入上元一運的第六年已是“五十知天命”的五十一歲高齡,應試已力不從心,終于發出長嘆,“此天之亡我”。

九星加臨組合,很有奧妙。大家不妨重點看看青少年床位的3、4,年近花甲床位的5、6。3、4組合,3為兇星,4為巽木,不宜木生,故以兇論。主脾氣急躁,事不遂心。而5、6組合,5為“五黃煞”兇星,屬土,6為乾金,金被土生似應吉,但被兇星所生,以兇論。主頭痛,口腔疾痛。

床,在古時侯十分重要。它同時又是讀書人讀書寫字的地方。大家參觀北京故宮養心殿“三希堂”便可明了,三希堂是雍正天子讀書的地方,原來古時侯人是在床(北方為“炕”)上放一個小桌當“炕桌”,既可讀書又可寫文章。松齡老人最后“倚窗危坐而卒”的地方,便是本文所說的巽方床位。至于老人最后得的什么病,無從考證。然而,既然《聊齋志異》是一部借鬼狐來表達作者對現實社會不滿、個人科舉失意的悲哀和憤慨的著作,既然“抒孤憤”是作者的動機,那么,“事不遂心”、“頭痛”等雙星加臨的效果算是應驗了。據向蒲松齡故居館館長了解,當年松齡并不走現在的東南巽門,而是走正東的震門。震木,對應肝膽,頻繁吸納東方木氣,必助肝膽,而肝又主“七情”的“怒”,這也是助長主人脾氣急躁的風水原因,山東方位,本主肝木,這就雪上加霜,更使人難以“事緩則圓”,而助長了主人耿直的品格。

綜上所述,中國風水學的兩個流派“形神兼備”,形勢法以靜態的,有形的因素為主,因而易被人接受和理解;而理氣法以動態的,無形的參數,涉及良多現代科學尚沒有辦法解釋的相互邏輯關系,有“玄學”特色,常被忽視和詰難。